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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同性戀群體調查:爭取社會理解及寬容
四川線上網站2005-08-25
中國女同性戀群體調查:爭取社會理解及寬容

  南方網訊 相比男同性戀群體,自稱為“拉拉”的女同性戀們更加為人所不了解。這個群體在社會中一直存在,只是到了今天,她們開始了組織化、公開化的進程,目的是爭取社會的理解和寬容

  四年以前,TONY從來沒想過有這麼多人和自己一樣。身為職業攝影師的她,面容清秀,戴著棒球帽,身穿男式黑T恤和男式牛仔褲,牽著女朋友坐在酒吧的沙發角落堙C她認真地對記者強調她名字的拼寫,不是T-O-N-I,是T-O-N-Y,“這是男孩子的名字”。

  這是一家位於北京工人體育場附近的不起眼的酒吧。每週六下午兩點至六點,這裡都有她們的固定聚會包場。聚會的組織者安可保證,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注意到在這個時段這裡只有女性出入。事實上,所有不請自來的男訪客都會被嚴格擋在門外。
  8月20日的聚會現場看起來有點冷清,酒吧中間拼起來的一張長桌周圍坐著十多個人,另有幾個熟識的朋友在小桌子私人聊天,角落處的電視機在放映《費城故事》──一部關於同性戀的電影,只有兩個觀眾在看。

  每當主持人小閒說話的時候,其他人會看著她,保持一定時間的安靜,而一旦要求展開討論,人們往往就開始各說各的。一對相戀7年的青年“拉拉”打算私下舉行一場婚禮見證自己的感情,在小閒主持討論完健康性行為的話題以後,大家開始為她們出謀劃策。

  每週一次的聚會並不能幫助所有人互相熟悉,參與者有時故意用笑聲表現自己的善意,來消解隱約存在的一點陌生氣氛。每周都會有新來者,小閒會鼓勵她們自我介紹,並即席發送一份調查問卷。

  從今年4月份開始,31歲的TONY成為這家酒吧的常客。她們是這個社會的少數派,一般認為僅佔人口總數的1%∼3%,不過她們認為實際比率應該更大一些。她們互相稱為“拉拉”(來自“LESBIAN”的音譯),而她們另一個更為常見的名稱,則是女性同性戀者。

  8月9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以“以生命的名義”播出了對一組男同性戀者的深度報道,這在中國主流媒體上是相當罕見的。

  “拉拉”們都看到了。但她們對節目並不滿意:它“太獵奇了,而且怎麼不說說女同性戀呢?”

  “有問題的她們”開始找到組織
  TONY出生在山東威海,在她的少女時代,像每一個普通的女孩一樣,她與同性親近而與異性疏遠。然而與其他女孩不同的是,一個最為親近的同性朋友引起了她初戀的情感,現在回憶起來,TONY越發肯定自己一開始就是“和別人不一樣”的。到大一的時候,她與同寢室的同學發生了精神與身體上的持續聯繫。即使在這個過程之中,她們也彼此回避這種關係的實質,絕不敢承認這就是她們的愛情。她們彼此提醒對方,應該交一個男朋友,建立另外一種顯然更為正常的感情。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TONY真的有了一個男朋友,但在與男性身體接觸的時候,TONY沒有激動和慌張,相反,她對此充滿了排斥感,她喜歡的仍然是那個女同學。1994年大學畢業的時候,TONY已經肯定自己是一個“有問題的人”。

  此後TONY接受了各種心理輔導和治療,而她在大學的女伴不久之後就結婚了。

  2001年TONY來到北京,也是從這一年開始她從網上接觸到了北京的“拉拉”群體。在安可的幫助下,她融入了一個在酒吧舉行的女同性戀聚會,直到這個鬆散的組織在去年解散,它的許多成員進入到現在這個聚會中來。

  每週六來到這裡參加聚會的“拉拉”,很多人都有與TONY相似的故事。一位現在就讀於中國傳媒大學的聚會者告訴記者,她們中的不少人曾經認為自己何等不幸,竟然成為那種傳說中的怪物,而她們在這個聚會當中首先得到的是一種鼓勵:“你並不孤獨”。

  聚會的組織者安可對聚會寄予的期望,顯然還要更高。安可,39歲,來自教育行業,另一個並不公開的身份是在拉拉圈內頗有影響力的“北京拉拉沙龍”活動的組織者。在去年11月,她組織了這個被她稱為“成熟拉拉專場”的活動,同時相應的網站應運而生,並逐漸成為北京“拉拉”的聚集地。

  像每一個聚會來客一樣,安可並不輕易透露自己的經歷,但樂於表達自己的想法。早在高中的時候,安可就喜歡一位女同學,那時的她已經含糊地聽說過同性戀這個說法,但卻從來也沒有把自己的行為和“同性戀”聯繫起來,似乎只有在喜歡的人不接受自己的時候,她才會去想想社會壓力的存在。安可認為,有些女孩會突然發現自己的同性戀傾向,然後為之焦慮萬分。然而這種焦慮和空想,並不能幫助自己對這件事情有任何更多了解,而社會強加在每一個同性戀者身上的罪惡感,並不能夠減少同性戀的產生,只是對同性戀者造成不必要的傷害而已。

  接受記者採訪的每一個參與者,都認為自己曾經被先天性的少數人身份所苦,一直希望得到一個可以和同類人交流的機會。
  網路自然成為她們尋找對方的最主要手段。安可是在2000年通過網路走入正在形成中的女同性戀圈子、並開始在酒吧參與聚會活動的。2004年9月,安可經朋友介紹認識了留學回來的小閒,討論中覺得以前以表演為主的晚場活動太吵太鬧,於是產生了給一些年齡大一點的朋友做一個專場活動的想法,初衷是希望每周有個時間坐在一起聊聊,這樣可以幫助交友,交流心情,看看電影,有個一起放鬆的地方。

  安可是組織者,小閒則作為討論活動的主持人。

  經歷十年的組織化過程
  1983年,著名性學家懷特姆對美國、瓜地馬拉、巴西和菲律賓四國的比較研究中得出重要結論:這些社會中都存在同性戀現象,同性戀在人口中所佔比率十分接近並保持穩定,同性戀傾向既不會因為某個社會對它持嚴厲的否定態度而減小,也不會因為社會規範的寬容而增多(見李銀河《同性戀亞文化》)。

  美國社會學家勞曼在1994年的調查表明,約有8.6%的女性在青春期後有過對同性的性慾望或者性經歷,中國社會學家李銀河博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其中至少有3%的女性是絕對的同性戀者。在中國也是如此,她們中的很多人最終不情願地走上了紅地毯,然而這些新娘中的很多人無法適應性取向的被迫轉變,甚至可能終身無法從夫妻正常的性生活中得到快感。

  戴眼鏡的小閒看起來像個年輕的大學教師,一說起話來更是如此。小閒的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大學教師,這是一個和諧的家庭,而不是很多人認為同性戀產生的主要原因是那種問題家庭。

  和TONY一樣,小閒有過青春期愛慕的同性對象,但在大學堣~開始與同性擁有實質性的愛人關係。因為“同性戀恐懼”(懼怕自己成為同性戀,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她曾經嘗試進入“正常的”生活,但結果並不令人滿意。她的改變是在1997年去美國留學以後,大學堛漲P性戀學生小組以及本地的同性戀報刊,使她開始不再回避自己的性取向。就在那年,她通過電子郵件組接觸到一些中國留學生和移民中的“拉拉”,於是成立了名為“紫鳳凰”的網路組織,為身在中國和來自中國的“拉拉”提供資訊、聯絡和心理支援。

  小閒記得,“紫鳳凰”成立之初便收到一名廣東女子的來信,聲稱自己是“拉拉”,希望離開婚姻,卻遭到丈夫的辱罵和毆打,甚至到單位鬧事。而更多的信件來自於婚姻內的中年婦女,希望她們介紹更多在國內的“拉拉”互相認識,這種情況直到1998年以後互聯網在國內逐漸普及,網友的聚會開始劇增才改變。

  按小閒的看法,目前所知中國大陸最早的女同性戀公開活動,可以追溯到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期間。少數與國外有聯繫的北京“拉拉”,在世婦會討論女同性戀問題的相關單元,有過一次聚會,算是大陸女同性戀活動的初試啼聲。此後至1998年期間,似乎只有一名在京的30歲英國女人蘇茜和友人,在自己家媮|辦過一些秘密的小型聚會和交友沙龍。

  1998年夏,一些男性同性戀在北京召開了首次同性戀秘密會議,在30多名來自全國十幾個省市的參加者中,有不足10名女性同性戀者。會議的主要議題,就是關於組織化的問題。

  兩個月後,有三十餘人參加的女同性戀會議在北京召開,主要討論如何成立組織和展開活動。“北京姐妹小組”是這次會議的結果,它的活動時間是在1998年底至2001年5月。小組有自己的辦公室,每個月召開一到兩次討論會,並開通了大陸第一條女同性戀熱線,做了一份名為《天空》的女同性戀雜誌。這份不幸的雜誌在小組存在的三年中一共做了四期。在得到福特基金會的支援以後,小組計劃在2001年4月至5月召開首屆女同志文化節,這個離經叛道的活動經過兩個月的策劃,在開幕前夜被取締,原來準備的影視觀摩、舞臺劇、時裝表演和文化討論,也僅僅出現在計劃書上。

  2004年小閒回國之後,在2005年初組織成立“同語”,這是一個由志願者組成的公益性小組。在“同語”的宣傳冊扉頁上,寫著她們的宗旨“平等,多元,和諧”。

  現在的“同語”有兩條女同志熱線,在每個週日下午2點至5點開通,保持著每月30個以上電話的訪問量。小組中的婦科學生為“拉拉”提供醫學幫助,收集和翻譯國外的“拉拉”保健資料,做健康講座。“同語”從一開始就受到不小的關注,已經在北京大學和“博客中國”參與過特邀沙龍,並接受過DR丹麥國家廣播電臺、BBC英國廣播電臺和《南華早報》等媒體的採訪。

  以艾滋病調查為主的NGO“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給“同語”經濟上的支援,並無償提供開會場所;還支援“同語”開展在“拉拉”中間的健康調查。著名學者張北川主持的在同志人群中進行艾滋病的預防工作的“朋友通信”項目,也為“同語”每年提供一定的小組經費。

  腳踏實地爭取權利
  假如從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的活動開始算起,大陸的同性戀組織化和公開化進程已逾10年,相對於數十個半公開的男性同性戀組織,和學界對男性同性戀的廣泛關注,總體來說,“拉拉”組織到今天仍然基本處於沉默和尷尬的境地。

  小閒總結以前的教訓認為,或許是因為大家太理想主義,與激進女權主義等觀念相聯繫,所以遭到較大社會阻力。小閒認為,必須採取更為妥協的方式,不必急於要求結婚等權利的一步到位,而應先去了解現實的處境和社會的態度,並漸進地反映自己的需求,直到最終“浮出歷史地表”,達到社會觀念的改變。
  安可的這個聚會馬上就要搬家了。一個星期以後,聚會活動將改在一棟甲級寫字樓的頂樓餐吧進行,2003年的1月,安可曾經對在那媔i行一場同性戀文藝演出有過周密的計劃。安可希望此舉可以擴大規模和影響,讓婦女界一些有影響力的人物出來支援女人,爭取讓社會對女人的關懷不再是僅僅停留在家庭暴力和計劃生育方面。

  而小閒則向記者澄清一個長期的誤解:似乎同性戀者的性都是放縱的。她說,事實上同性戀者之間的感情和異性戀者並沒有什麼區別,很多同性戀者甚至覺得自己更加專一,更加希望找到天長地久的伴侶。

  小閒認為中國內地對同性戀的關注太少,而且基本都集中於艾滋病的預防方面。由於“拉拉”群體沒有男同性戀有那麼強的艾滋病壓力,所以得到的關注便更為稀少。說到此,小閒流露出對媒體的複雜心態:一方面她希望媒體對此做出報道,讓公眾更多地了解她們;另一方面又害怕報道以偏蓋全,反而使人們更增加對“拉拉”的認識誤差。

  小閒建議記者不要提及她曾經就讀的大學和所學的專業,因為她的父母一直為她的生活方式憂慮。

  “所以我說”小閒笑笑說,“我也是在幫助我自己”。
  (文中所提到女同性戀者名字均為在圈內的稱呼)

  進入大學課堂的同性戀研究
  2005年9月的新學期,復旦大學本科生公選課中將會出現《同性戀研究》這門新開設的課程。據開課老師、社會學系孫中欣博士介紹,這個既定名額為100名學生的課程,選課伊始就被選滿了,很多學生因為選不上課而惋惜。兩年前復旦公共衛生學院曾開設另一門與同性戀相關的課程《同性戀健康社會科學》,該課程雖然只是面向4名碩士生的,卻在兩年內吸引了1745名學生來旁聽。

  2003年,當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高燕寧教授開設《同性戀健康社會科學》時,本意是為進行預防艾滋病教育,同時也想給醫學院的學生補補人文和社會科學課。

  在第一節課上,高燕寧教授曾問學生,如果從同性戀的角度來預防艾滋病,你知道同性戀在哪嗎?你知道如何和他打交道嗎?你知道怎麼說服他用避孕套嗎?你知道他對肛交的感受嗎?“如果醫學上連這個都不知道再談預防艾滋病,實際上是被架空的,所以我想讓醫學院的學生對同性戀這個群體增加了解,這樣才能在他們日後的工作塈韟n地做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在開課的兩年時間堙A高燕寧教授請來了如李銀河、潘綏銘、張北川、白先勇等國內眾多知名學者,學生反響強烈。他還帶領十幾名學生去同志酒吧、男妓場所、公園、舞廳等同性戀活動場所進行實地考察。

 “大部分的學生在上課之前從來沒見過同性戀,這對他們來說是個活生生的感受,很多學生聽完課變得更寬容了,這是我們開課前也沒有預料到的。”想到當初為了開設這門課,復旦研究生院和公共衛生學院考慮再三都無法決定、上報到學校黨委才獲得特批通過的艱難,如今這個變化令高燕寧教授感到非常欣慰。

  如今,隨著《同性戀研究》課程的開設,這一涉及性取向和性別研究的課程將會介紹給更多的學生,“即使學生是出於好奇來選擇這門課程,也並不是壞事,如果因為好奇而能讓更多的學生投入這個研究領域,對學術是非常有好處的。”孫中欣博士告訴記者,“我並不擔心一百人的大課上同學們展開激烈的爭論,這種現象是正常的,在爭論的過程中,每個人都能聽到別人的聲音,這也是一種學習和進步。”(編輯:胡曼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