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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同性夫妻歡度20年幸福生活令“同志”艷羨

東方網2005年9月29日
成都同性夫妻歡度20年幸福生活令“同志”艷羨


編者按:2002年5月,在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支持下,“成都同志關愛小組”組建並開通熱線電話,國內第一個由同性戀人群自己承擔的針對“同志社區”開展艾滋病防治的項目正式啟動。3年多來,共有近萬人接受了艾滋病干預和教育。成都男性同性戀者接受艾滋病檢測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低於1%。

日前有專家呼籲:社會應正視同性戀人群的存在,向其普及艾滋病預防知識。這也是我們要再次走近成都“同志”社區的原因所在,記錄他們的生活、他們面臨的困難……我們希望這支已經衝在抗擊艾滋“前沿陣地”的“抗艾先鋒隊”,隊伍更壯大,力量更勇猛;還希望他們創出的成功模式能為更多地區借鑒。人類正在面臨日益嚴峻的艾滋病威脅,我們需要合作、參與、思考、行動。正如貼在“成都同志關愛小組”辦公室暀W的那句話:與艾滋病作鬥爭——我們在行動!

現狀篇一支初具戰鬥力的“抗艾先鋒隊”
“哎喲,有點痛!不過還好,一針見血!呵呵……”昨晚8時,位於華興街變奏酒廊隔壁的“成都同志關愛小組”辦公室內,笑聲鬧聲一片,十多個中青年男子正在輪流按照編號接受抽血。他們全都是同性戀者,正在接受“艾滋病自願諮詢檢測(VCT)”。這是自2002年“成都同志關愛小組”正式組建並在成都同性戀群體中開展艾滋病防治相關工作以來,面向同性戀人群進行的第三次VCT了。前兩次,已有三名“成都同志”被確認HIV(+)。
“成都同志關愛小組”是一支多數由男性同性戀志願者組成的、人數還在不斷增加的“抗艾先鋒隊”。他們曾經受第十五屆世界艾滋病大會、第七屆亞太地區艾滋病大會的邀請,赴泰國曼谷、日本神戶等地參會,與會代表還以男同性戀志願者身份主持相應論壇。

“成都同志關愛小組”組長名叫王曉冬,他是如此評價“關愛小組”最令他們感到自豪的“亮點”——在直面艾滋病挑戰的戰鬥中,“成都同志”逐漸形成了有一定凝聚力的社區,加強了自我認同,更多同性戀者開始選擇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同性戀不等於艾滋病
對於異性戀者來說,這可能是一群讓大家感到“不可理喻”、甚至“行為奇怪”的男人吧?昨日主動前來接受抽血檢測的十幾位男子,年齡從18歲到45歲。他們是不折不扣的男性,大多外觀普通,除了一個年輕小夥子的穿著顯得有些怪異,其他人走在大街上不會讓人有任何異樣的感覺。他們就生活在我們周圍,從事著各種職業。與不久前本報報道的“想變性的帥哥”不一樣,他們認同自己的性別,絕對不想做變性手術。但是,他們的“性取向”是男性,女性對他們來說,可以是好朋友,但無法產生“愛情”。

這是一個早就客觀存在的人群,某報報欄前、某浴池內,包括這家“變奏酒廊”長期以來都是成都男同性戀人群經常聚集的地方。但是,這也是一個長期被大家視而不見或遺忘的角落。“只要採訪我們,都與艾滋病有關!我們不希望再強化人們心目中的這個印象:同性戀就等於艾滋病。”見到已經追蹤採訪成都同性戀群體近三年的記者,有人嘟囔起來。

“成都同志關愛小組”組長王曉冬趕來幫記者“解圍”。“艾滋病防治只是我們這個關愛小組活動的組成部分之一,不是全部。但是,請記者如實報道我們積極投入艾滋病防治所做的工作,也能讓普通大眾從中看到同性戀人群的真實存在,認同我們,知道我們並不是他們想像中的‘妖魔’,只是普通人。除了有七情六欲,同樣能為社會做出貢獻的普通人!”

曾經的迷茫自責
王曉冬今年34歲。他畢業於某商學院食品工程專業。“每一個同性戀者都經歷過非常痛苦的自我否定、自我折磨的過程,想‘改正’、想‘治病’……讀大學的時候,發現自己只對男性有‘性趣’,會產生激情。為此我非常迷茫和自責,為了能‘改邪歸正’,曾經交往了一個非常好的女朋友。”

就在大學畢業後開始與女友談婚論嫁之際,王曉冬選擇了悄然離去。“她是個好人,我不能為了掩飾自己的‘與眾不同’,而毀了她一生的幸福。”王曉冬說。

與王曉冬有類似經歷的同性戀者其實並不多,更多的是迫於社會、家庭的壓力,最後選擇了和異性結婚、生小孩。從2002年一直堅持到現在的“成都同志關愛小組熱線諮詢電話”曾經接到過無數個絕望妻子的電話:“我的丈夫竟然是同性戀,我該怎麼辦……”或者是同樣絕望的丈夫的電話:“我實在不能再‘假裝’下去了,太痛苦了,該怎麼辦……”

王曉冬及關愛小組成員小楊、小軍等對記者說:“按照權威機構公佈的人群中客觀存在的同性戀比例推算,成都市的男同性戀的總數超過10萬人。其中尤其年齡偏大一點的,幾乎都已結婚生子。但是我們不應該指責他們,畢竟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性的滿足必須依附在‘活著’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想像,輕易暴露出自己‘愛男人’,在我們現有的環境中,完全可能因之失去正常的工作以及平靜的生活。而且說出這句話來,對父母的打擊是其他人難以想像的。我們曾經做過許多問卷調查,對同性戀者來說,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和事,排序依次為:愛人、父母、孩子、工作……而‘性’的重要性,僅排列在第十位。”

“躲在陰暗角落”堛漸肮
在成都同性戀人群比較集中的變奏酒廊,幾乎每天晚上都會迎來數十位“同志”的光臨,其中還包括一些外地來的同性戀者。當然偶爾也會有一些好奇的“圈外人”,他們(她們)的出現,一般不會引起“同志”的反感。但攝影記者的出現是個例外,為避免不慎遭“暴露”,他們會躲進燈光更昏暗、更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如同他們自嘲的“櫃中人”。

王曉冬說,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同性戀現象是屬於少數人的正常現象,它與異性戀者的區別就類似於“左撇子”和“右撇子”的區別。但是由於普通大眾很少關注這個群體的存在,並且多數人輕易將之“妖魔化”,使他們不得不選擇這種“躲在陰暗角落”的生活。

艾滋病之所以會“青睞”男同性戀群體,與他們的這種隱蔽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為了排遣本能的性需求,男同性戀者的性伴侶往往難以固定。“多性伴”加上“無保護”(即不正確使用安全套),就成為艾滋病病毒肆虐的“最好理由”。正因如此,在醫學界正式命名艾滋病前,一度給這種疾病命名為“男同性戀癌症”。但是有一組數位引起了記者的興趣:由於同性戀者長期處於性壓抑狀態,超過1/3有過強烈自殺念頭……如果這是一個本身處於頹廢狀態的群體,怎樣激發他們主動去應對HIV這個小小的、威力無比的病毒?

抗“艾”讓我們有機會走進陽光
王曉冬回憶說,2002年初,防艾專家王曙光教授等專業人士歷經“千辛萬苦”找到了他們,說希望在成都同性戀人群中開展與艾滋病防治相關的一些調查。

對於被列為“艾滋病高危人群”接受調查,是否會“有傷自尊”的問題,王曉冬回答:“我只記得當時的第一個感覺就是,主流社會終於開始正視、關心我們的存在了。當時真的是心存感激。就衝著這一點,不論是艾滋病,還是別的什麼,我們都一定會配合。畢竟這是讓普通人群看到我們真實人生的難得機會啊。”隨後在中英項目支持下,“成都同志關愛小組”正式成立。

王曉冬以前和“愛人同志”李錦生一道經營變奏酒廊,可稱為“商人”。自從在“防艾專家”的鼓勵下,以男同性戀志願者身份加入到“防艾戰鬥”中,他的生活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每天都可能面對新的問題和困難,還要考慮制定工作計劃,發展更多的志願者加入,培訓他們開展同伴教育,了解各個人群活動狀況安全套和潤滑劑的發放及使用情況,盡最大努力讓更多的正在受艾滋病威脅的男同性戀者,直面艾滋病,主動選擇“安全性行為”……

不知不覺中,努力工作開始顯現成效了,越來越多關注的目光投向了他們。他們創出了一種模式,被中英項目評價艾滋病防治最佳實踐,全國CDC典型經驗交流會惟一經驗介紹,同伴教育熱線諮詢、已經接近一萬人。安全套使用率從2002年12月的3.3%

到2004年12月已超過63%。
男性同性戀人群之所以成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的多性伴及無保護的性行為。現有的各種干預活動主要涉足的是“安全性行為”,以“成都同志關愛小組”為例,他們用3年多的時間,讓近萬名男性同性戀者接受了“安全性行為”。但是他們更希望倡導“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和異性戀一樣提倡“固定性伴侶”“忠誠忠貞”,這是否會成為男性同性戀人群防艾的“法寶”?可是這不僅僅需要更寬鬆寬容的社會環境,還需要更有力度的支持。讓同性戀者享有“戀愛自由”和通過立法承認“同性婚姻”,是國內知名學者張北川、李銀河早在2000年、2001年就已公開正式呼籲過多次的,張北川教授還提出以此方式來開創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解決同性愛人群艾滋病干預的道路。

故事篇20年“同性模範夫妻”的家庭生活
林強(化名),男,48歲,電大畢業,某工藝品商店老闆,“同性婚齡”20年。
王彬(化名),男,48歲,畢業於某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某工藝品商店老闆,“同性婚齡”20年。
2002年11月,本報《17年同性“夫妻”感動知名專家》報道一度在全國“同志”中引發“地震”。這對“模範夫妻”的生活也一度讓許多“同志”羨慕不已。今年,這對被張北川教授倍加稱讚的同性“夫妻”林強和王彬已經“結婚”20年了,與3年前相比,他倆的感情依然很穩定。

前日深夜11時,記者冒昧造訪了林強、王彬的家。上了6樓,敲開門,眼前是一排擺放得很整齊的拖鞋。進入客廳,傢具乾淨、明朗,茶几上各放了一盆綠色植物,在房間的一角,還放了一株生機勃勃的小樹。這是一個普通的家庭,是林強和王彬共同經營了20年的家。已經是“老熟人”了,林強和王彬熱情地接待記者。
“和其他夫妻一樣,我們都希望把自己的家弄的舒適一點,輕鬆一點。”王彬笑呵呵地說。忙了一天的生意了,“丈夫”林強很隨意地躺在沙發上,無比悠閒地看起電視。原先也在看電視的“妻子”王彬站起來,從茶几上拿了一個杯子,泡上新茶,端到林強面前的茶几上。隨後,這對同性伴侶開始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門內房間堙A他們27歲的養子正在休息。20年來,這對濃眉大眼的漢子一直就這樣過著恩愛的小日子。

“我們希望,我們的經歷能給這個圈子堥銗L同志提供一個好的範本,只要彼此真誠,付出努力,同性之間的感情一樣有好的結果。”林強說。

“離婚”了為“艾”再攜手
說起林強、王彬的“美滿婚姻”,王曉冬表示很羨慕。他其實也曾經為一段真感情而努力經營過類似的一個家,可惜“婚史”僅維持了8年,由於多種原因選擇了分手,而他的“前夫”就是李錦生。

“那一天是1996年3月15日。”王曉冬想都沒想,脫口而出就說出這個日子。關於那天的一切,他說就像發生在昨天。“我是在一個朋友家認識他的。當時他看起來有些鬱悶,不得志的樣子。”王曉冬當天他和李錦生“彼此感覺都很好”。
從那以後,凡是有出差的機會,人在外地的王曉冬必定借道成都。半年之後,王曉冬為愛毅然辭職,孤身一人來到成都。“我當時是下了很大的決心,內心掙扎了好久。”王曉冬點了一支煙說道,“你知道,我在原先工作的地方,有親人,有朋友,工作穩定。而到了成都,就什麼也沒有了。”在吐了長長一口煙霧後,王曉冬直言:“勇氣來源於愛。”

1996年8月30日,王曉冬來到成都。在包括林強、王彬等朋友的祝福聲中,他和李錦生正式成為一對“同性夫妻”,開始了一段不容易被人接受的愛情。王曉冬和李錦生做生意,經歷過多次失敗、挫折,慢慢地好了起來。5年前他倆聯手開辦了變奏酒廊,又按揭買了房子。2003年4月,這對沒有結婚證的“夫妻”,分手了。李錦生承認,與他有了“外遇”有一定關係,這對感情專一的王曉冬傷害很大。另外,王曉冬說,他們“離婚”也與兩人個性及生活態度的不同有關,每天生活在一起,就容易產生分歧。嚴重時要吵架,甚至打架。

下定決心“離婚”,就涉及到雙方共同財產的分割問題。但是畢竟他們的“婚姻”並不合法,“離婚”就更談不上任何法律上的依據了。最後是由林強等朋友出面,調解無效,雙方同意房子、存款等給王曉冬,變奏酒廊歸李錦生。但說起這段逝去的感情,王曉冬和李錦生都說:“我們之間是有愛的。”“離婚”後到現在,王曉冬還是獨自一人;李錦生曾經有過新的伴侶,但目前也回歸“單身”。李錦生對記者說:“其實我知道王曉冬是個好人,如果他能夠接受,其實我還是很願意和他‘復婚’的。”
不過,這對“離異夫妻”雖然分手了,但還是保持著很好的朋友關係。尤其在王曉冬致力於艾滋病防治工作這方面,三年來李錦生一如既往地支持著王曉冬。

記者手記·“同性離異夫妻”全國首次真實亮相
就在記者寫這篇稿件期間,又再次給王曉冬和李錦生打去電話,確認他們的確願意以真實姓名和真實照片亮相公眾——這是全國首次公開亮相的“同性戀離異夫妻”。不論是20年的“模範夫妻”林強、王彬,還是7年“婚史”的“離異夫妻”王曉冬、李錦生,記錄下他們的“情感故事”後會發現,除了主人公的性別顯得“另類”外,故事情節與異性戀的“情感故事”並沒有絲毫不同。

也許有讀者會對記者選擇“同性戀題材”感到費解,甚至懷疑是否是帶著獵奇的心理來吸引眼球?實際上不是這樣的,對同性戀人群的關注始於2002年,起因還是本報記者一直重點關注的“中國面對艾滋病”話題。2002年11月和12月,記者兩次採訪併發表了如實記錄同性戀人群生活的報道《17年同性“夫妻”感動知名專家》和《邊緣話題叩問主流聽覺》,這兩篇報道被公認為國內新聞媒體較早針對同性戀群體進行的客觀公正報道。

3年過去了,我和“同志”們彼此心存善意,我尊重他們。在此,請聽這些勇敢的“同志”們面對公眾說出:“我是同性戀者,願與朋友們共同努力,與艾滋病作鬥爭,我們在行動!”

“同志”心聲·“我們的明天在哪?”
3年多來,記者見證了“成都同志關愛小組”一直在努力進行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更看到了他們的工作成效。但是不可否認,他們還面臨許多的困難,在主動關愛“同志”的同時,他們自己也需要來自社會更多的關愛。

昨日幾位小組成員告訴記者,現在最讓他們擔心的是“成都同志關愛小組”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這一期中英項目即將在半年後結束,是否會繼續給小組以資金的支持還很難說。目前基本能確定的經費支持僅幾萬元,不用說“發展”,連“生存”都面臨問題。他們很希望本報的報道能起到橋梁的作用,讓更多的組織或機構關注及支持他們,繼續開展更有力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下一步,以“成都同志關愛小組”成員為基礎的“成都同志”們,還希望能把這支已經初具規模的“抗艾先鋒隊”進一步做大做強,範圍擴大,組建一個NGO組織(非盈利性民辦非企業單位),吸引各界關注同性戀人群和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的人,協助地方政府及疾病控制機關進行艾滋病防治工作,包括對同性戀人群的艾滋病教育及對艾滋病感染者/患者開展關懷等。但目前他們這個小組還是以企業名義在工商註冊,難以獲得國家對NGO的系列政策。

日前國家公佈,首次大規模同性戀人群基數及其艾滋病感染率調查表明,處於性活躍期的中國男性同性戀者,約佔性活躍期男性大眾人群的2%至4%,按此估算,中國有500萬至1000萬男性同性戀者,處於性活躍期的中國男性同性戀者艾滋病感染率約達1.35%。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室主任呂繁說,男性同性戀艾滋病感染率在中國艾滋病高危人群中居第二位,僅次於吸毒人群。他說,男性同性戀者多性伴侶、安全套使用率低等現象,如果防控不力,艾滋病感染率很可能快速上升,並加速向一般人群擴散。“長期以來,同性戀人群在中國受到忽視,這是極其危險的。”呂繁說。據調查,中國超過50%的男性同性戀者擁有多個不同男性性夥伴,最多者達100個以上。課題組成員吳玉華說,由於相當一部分男性同性戀者與異性組建了家庭或擁有異性性伴侶,這還加劇了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擴散的危險性。中國男性同性戀者的艾滋病知識極其匱乏。據調查,48%的男性同性戀者認為自己沒有染上艾滋病的危險,32%認為染上艾滋病的危險性很低。呂繁說,社會應正視同性戀人群的存在,向其普及艾滋病預防知識。

2002年5月,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支持下,“成都同志關愛小組”組建並開始設立熱線電話,國內第一個由同性戀人群自己承擔的針對“同志社區”開展艾滋病防治的項目正式啟動。3年多來,中英項目共投入經費約38萬元,主要用於“成都同志關愛小組”開展同伴教育和購買安全套向同性戀人群免費發放。3年多來,發放了32000多只免費安全套,安全套使用率從當初的3.3%(2002年12月)到之後超過63%(2004年12月),接待了全國各地甚至海外“同志”和感染者的熱線諮詢超過6000人次。到昨日為止,共有356位“成都同志”接受了艾滋病自願諮詢檢測,發現3名HIV陽性。2003年“成都同志關愛小組”被中英項目評為最佳實踐項目,2005年參加國家CDC全國典型經驗交流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