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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青年貧窮化:誰怕蕭曉玲?

台灣立報2011/12/08
面對青年貧窮化:誰怕蕭曉玲?

林柏儀 (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可能很多人還不熟悉「蕭曉玲」這個名字。但是,倘若未來要寫下教師因得罪政治當局而遭迫害的案例,她肯定是該被寫進史冊裡。

控告當局 慘遭解聘
偶爾透過朋友轉載消息,讓我注意到了這位原本在台北市中山國中任教的老師,因為控告2007年台北市長郝龍斌的「一綱一本」政策違法,而遭到校方種種整肅、最後遭到解聘的消息。解聘之後,蕭曉玲老師窮盡了申訴、再申訴、行政訴訟、上訴……,竟無法挽回她理應享有的工作權益,成了21世紀台灣教師依然高度受到政治控制的象徵。

經過朋友協助,閱讀到了此案完整5萬多字的一審判決書。看完了之後,對我來說,不只是更加同情蕭曉玲老師的遭遇,更對台灣學校的環境,感到可悲。我相信,中山國中一案,不過是個整體教育狀況的縮影。

其實,幾乎不需要什麼社會科學理論,從諸多經驗都可以知道,在學校這樣的地方,異議的師生只要忤逆當權者(校長、主任、外頭的局長等)超過了一定程度,當權者可是不講道理的。不單小學、中學如此,甚至大學也是如此。還記得萬能科大如何對待邱智彥一事嗎?或者還記得,台大校長是如何訓斥和平集會的抗議者?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2008313日召開審議教師不續任評議小組會議,通過台北市中山國中提案以「行為不檢」解聘教師蕭曉玲;校長曾美惠(左)表示尊重合議制結果,蕭曉玲(右)則表示,將提申訴及行政訴訟討公道。(圖文:中央社)

不可跨越的「線」
我們都知道,在校園裡,平常好來好去、慈眉善目的背後,總是有那樣一條「線」,不論學生或老師,跨越了,鎮壓的力量就立刻展現出來。公然羞辱有之,記過懲戒有之,解聘退學有之。在美國最近的例子中,還可以加上的是「胡椒噴霧」有之,用來對付和平的校園示威者。

除了面對直接的暴力,跨越了線的師生,也將會在學校的「宣傳」下,被描繪為的確太過份、該被排擠的對象,在校園中開始承受各種異樣眼光。「誰叫他要破壞校譽」、「誰叫她要通知媒體」,耳語往往比直接的暴力更有殺傷力。而這些看似前現代的封建言論,依然是當代校園以及職場中,屢見不鮮的論述。

讓我們看看蕭曉玲老師被校方於教評會中第一次指控的「罪狀」(以下摘錄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121號判決書):「(1)原告提供自由時報錯誤報導資料;(2)原告完全否認自己的不適任教學行為,並強悍的拒絕家長任何的建議;(3)原告接獲輔導通知後,不思改進,帶領人本基金會成員及媒體直闖校園,傷害被告校譽,示範了最壞的師道行徑;(4)原告使用盜版影片;(5)原告帶校外法律人員,進入被告係衝撞校園倫理,違反師道情節重大;(6)原告一面向被告公然挑戰,一面向學生哭訴,是有損師道行為不檢之劣行;(7)寄發存證信函恐嚇教評委員;(8)原告表達有條件接受輔導,致輔導計畫無法通過等等云云,並進而作成解聘原告之決議。」

在此我們還不需細究蕭曉玲老師的回應(相關內容可見該判決內文,於司法院網站輸入案號可取得),真正令人震驚的在於,學校指控的內容顯露了他們畫下的那條「線」是什麼。

是的,原來問題在於,一個老師「直闖校園」、「傷害校譽」、「示範了最壞的師道行徑」、「向學校公然挑戰」、「寄發存證信函恐嚇」……,而就可判定屬「行為不檢,有損師道」(法律效果可是「終生不得任教」)。是的,這就是當今台灣學校的水準。對他們來說,違背了「當道」,就是破壞校譽,就是應當解聘。從這樣的標準也令人不意外,忤逆、狀告郝市長的「一綱一本政策」,或者質疑校內大量使用測驗卷,當然也構成解聘理由了。很令人遺憾,但這就是校園。

與其說,是他們「法治教育和人權素養」不夠,還不如說,他們就是赤裸裸地執行著他們鎮壓異議者的職能。如果在環境不變的情況下,學校多學了「法治知識」、或者徵聘些「學校律師」(最近在大法官684號解釋後,開始有國立大學在徵聘這樣的角色)進去,只是會更合法、更能掩飾那鎮壓暴力罷了(學校預算請的律師,可想而知,當然是站在校方立場了)。

異議師生為何屢遭鎮壓?
蕭老師的遭遇,當然是個荒謬的個案,理所當然不該存在。然而,學校能不是這個樣子嗎?學校為什麼不能就是講道理,而沒有那「跨越了線」後面的鎮壓暴力?能否透過些改法律或制度,來讓這樣野蠻的校園環境不再?這想必是每個校園人權工作者引頸期盼的改良。只不過,從不論是台灣或是英、美所謂「先進國家」一再發生的「異議教師遭解聘或懲戒」的案例來看,這樣的素樸理想卻是屢遭困難。究竟是為什麼?

說到底,一定程度的原因出在:學校無法獨立於國家與社會,而這個國家與社會的性質,竟是如此野蠻。

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中,讓資本得以持續獲利和積累,是它最核心的原則。在這目標下,學校的現實功能是在培養、篩選資本需要的勞動力,並再生產出社會需要的技能和態度。為了社會的繼續運轉,國家機器無法容許「公然挑戰學校」的師生,阻斷它生產馴服勞動力的計畫。偶爾地允許批判思考是可以的,但可不容許忤逆當權的態度。

對於維繫資本積累,學校的功能看似次要,但卻是生產勞力的關鍵機制。於是,教師成了在這方面國家機器首要看重的工具。連「生產不力」,沒能在篩選勞動力的升學競爭上取得佳績,都可能遭到排擠;更別說狀告學校、抨擊當局政策,馬上得遭受鎮壓。我們往往恍然才發現:「民主國家」的外衣,在資本積累的目的下,竟是不能當真?

有人可能會想問:難道不可能直接從改變法律或強化法院的功能,來解決這類的事情嗎?但很現實地,行政法院屢屢判定人民訴訟敗訴的決定(人民的勝訴率僅約5%∼6%),其實彰顯出了這個路數的困難所在。就是粗暴地解聘,法院又願意救濟多少?除非國家與社會的性質真被動搖,師生才能真正握有不被當作工具的空間。

當權者、法院打不倒的異議者
這樣沉重的描述,當然不是要合理化當權者的鎮壓。蕭老師,司法判決沒有辦法還您公道。但那不代表錯誤在您,而不過是彰顯出司法機關的階級立場罷了。冷酷的法院不論是因為它的國家機器保守性質或是「尊重校園裁量」的傾向,守護的是體制要的「正義」,不是我們的。他們拒絕探究真理,但我們可以。

歷史上,受鎮壓的師生,總是沒有就此沉寂。還記得,在1980年代末,那群因反對校方而被記過的「自由之愛」台大學生,他們高舉著:「只要真理存在,我們終將回來」。2000年代初,因為太反對全球化,被耶魯大學開除的人類學者David Graber,來到倫敦教書,不改其志,今年積極引領了占領華爾街運動。在加拿大,因為反對把學生分等級的評分制度,堅持「給了每一個學生A」的物理系終身職教授Denis Rancourt,竟也被渥太華大學解聘。在2010年歐洲教育會議上,我看著他和年輕學生談笑風生的身影,彷彿說著:他們打不倒我的!

今年,看到了蕭老師您也走上了勞工抗爭「秋鬥」的街頭,慷慨陳詞自身遭遇,具體揭露了體制之惡,實在令人動容。而總是在這樣一連串的看穿過程中,社會與國家的根本變革,才可能發生。教師與學生,終將掙脫那受宰制的工具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