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權運動
跨性別
同志運動與社群
歧視與仇恨犯罪
少年同志與教育
同性伴侶與親權
同志藝文
同志健康
社會事件
名人
 
提升器官捐贈的新策略

中國時報2011-12-07
提升器官捐贈的新策略

【謝世民】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修正案,將來民眾若願死後捐出器官,健保局就會直接在健保卡加上註記。由於我國目前採取知情同意勸募制度,這項新措施是否會增加器官的捐贈率,值得觀察,但不宜樂觀。根據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李伯璋教授的統計,我國可移植器官數量嚴重不足:今年截至九月十三日為止,計有七五六九人等待器官,但可供器官移植的屍體僅有一五○例,供需嚴重失調。

從救人義務(拯救器官衰竭者的生命)、降低健保的負擔(據估每年洗腎費用約佔健保支出之七%)、提升病患的生活品質來考慮,不以同意為基礎的「強制徵收屍體器官制」應該是值得政府考慮的備選方案:在這種制度下,任何人(不論貴賤貧富)過世後,器官一律自動成為社會的公共資源,器官供需失調問題自然消失,甚至也可以保護窮人免於被迫販賣器官、解消活體器官捐贈所涉及的倫理難題和性別不平等。

不過,許多人可能會認為,「強制徵收屍體器官制」有違自由民主社會必須謹守的個人自主性原則,也不尊重死者家屬的態度,各國政府可能也因此恐懼民眾反彈,不敢貿然實施。當然也有可能,政府官員本身其實也相信這樣的制度確有侵犯個人自主性、或冒犯家屬情感的嫌疑。

這些可能的疑慮,就理據而言,其實相當薄弱,恐怕經不起嚴格的分析。如果政府真的必須妥協,較恰當的選擇應該是「推定同意但可選擇退出制」,而非目前的知情同意制。理由如下:

就自主性而言,我們誠然必須承認,政府不得代替個人做醫療決定,醫護人員更不得在未經病人知情同意下,實施侵入性的醫療行為(除非病人已經無法表示意思、家屬缺席,而且生命垂危)。因此,許多人通常也會認為,對於如何處置自己的遺體,個人也應該享有類似的自主性:如果我們生前不願意死後被開膛剖腹、想保留全屍入殮,那麼,任何人或政府都必須尊重甚至保護。

不過,就遺體而言,這裡的尊重和保護應該是原則性的:一旦個人的死因對公眾利益有重大影響(例如,為了定罪或發現是否與傳染病有關),國家可以基於合理的判斷解剖我們的遺體。同理,在器官供需嚴重失調的情況下,國家當然可以為了拯救器官衰竭病人的生命而強制徵收屍體器官,因為就人際之間的道德義務而言,我們彼此負有救人義務||除非救人者必須同時做出「代價不小」的犧牲(例如,割斷自己的手臂或財務破產)。

要推翻或質疑這裡的人際義務,任何人都必須說明為什麼「不能全屍入殮、死後器官被國家強徵」,對個人或家屬而言,是個「代價不小」的犧牲。不過,這並非易事:我們可以理解家屬情感上的不捨,但是,若非訴諸某種宗教信仰,一時情感上的不捨並不必然表示那是「代價不小」的犧牲,畢竟任何人的遺體在死後,不是很快就化為灰燼,就是很快腐朽、回歸自然。然而,就人際道德而言,訴諸宗教信仰並不足以限縮自己救人義務的範圍。

如果這樣的人際義務確實存在,那麼,要鬆動國家強制徵收屍體器官的正當性,我們就必須說明為什麼國家並不宜強制貫徹此一人際義務。對此,我們能夠想到最強的理由應該是:一個真正尊重個人自主性的國家,必須允許人民在某類事情上有「犯錯」的空間,而基於「宗教信仰」不同意國家強徵自己死後的器官,可能就屬於這類的事情。若然,即使政府不宜推行「強制徵收屍體器官制」,也不應該維持目前的知情同意制,而是應該改採「推定同意但可選擇退出制」(向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法國、奧地利、挪威學習),徹底解決我國器官供需失衡的困境。
(作者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國時報2011-12-23
觀念平台-器捐能否採推定同意制待商榷

【李尚仁】近年來台灣器官移植,醫界一直有捐贈數目不高、許多病人等不到器官的喟嘆,而亟思如何提高國人捐贈意願。日前台灣的制度精神是告知同意:需當事人(或家屬)在知情狀況下,在慎思後決定是否捐贈。日前立法院通過《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修正案,依循此精神,規定願意捐贈者可在健保卡加註捐贈意願,以明確表達。然而,由於目前國人捐贈意願不高,部分人士還是懷疑此一作法能否提高捐贈數量。他們主張採取推定同意制:不願捐贈器官之國民需主動登記表達意願,未登記者一旦身故,國家就推定同意捐贈,醫院可摘取其器官。

支持者認為採取此一制度的歐洲國家,器官捐贈亦提高甚多。日前謝世民教授在時論廣場投書,以效益原則的哲學論證支持推定同意制。筆者無意在此商榷教授的哲學推論,卻要提出一些實際問題。首先,較諸台灣,這些國家的國民一般而言原本就有較高捐贈意願,因此才能採行推定同意制並促成增加捐贈的加成作用。在台灣這樣原本捐贈意願就不高的社會,若由上而下加諸此制度,卻有可能引發副作用。

推定同意制能增加捐贈數量的原因之一,在於人的行為慣性:有些人考慮捐,卻一直沒有提起動力前往登記;推定同意可以是幫這些人以及猶豫不決者下決心、成為臨門一腳的助力。但另一種可能是,有些人同樣因慣性,覺得大去離我還遠、不須這麼早處理這種「不吉利」的事情,等時候接近再來交代身後事。此外,「推定同意」這套制度對國人來說相當陌生,在宣導規定之後,可能仍有少數人搞不清楚而未能表達意願。還有些人,尤其是年輕人,即使本身有強烈捐贈意願,卻因擔心家人反對,而沒和家人討論此事,甚至沒有告知。

純從效益角度,上述狀況似是增加器官來源的利多因素,實則是衝突的潛在來源。不妨以新聞常見交通事故為例,設想可能發生狀況:年輕人騎機車因道路坑洞或施工號誌不明而滑倒,腦部撞擊或被後車撞到,送到醫院後被判定腦死。此人沒有登記不捐,急救醫院為求時效按照規定摘取其器官。家長趕到時哀慟之餘還發現遺體器官已被摘除,當場與醫護人員發生爭執。院方宣稱依照國家法令行事,家長則表示從未聽子女提及捐贈意願,不只不能接受更悲憤莫名,怨恨政府道路維修不良害死我子女,還要奪走其器官!

以上例子雖是假想,但以台灣社會現況,若採取推定同意制,類似狀況不只不無可能發生,恐怕還會層出不窮。最後究竟是提高器官捐贈意願?還是造成更多醫療糾紛與民怨衝突?徒法不足自行,制度設計還需考量社會實況,三思慎行。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