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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宜中觀點》仇恨言論該受管制?

聯合新聞網2006/10/06
陳宜中觀點》仇恨言論該受管制?

仇恨言論該受管制嗎?

言論自由之所以是憲政民主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權利,原因不在於言論自由是消極的或積極的,而在於言論自由是一項「重要」的自由。但顯而易見,並非所有的言論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例如,在台灣,要是獨派(或統派)政府禁止統派(或獨派)言論,幾乎一定會引起激烈反應。相形之下,諸如「原住民滾到中南美」、「同性戀都該死」、「外省人滾回中國大陸」這類仇恨言論,則無論我們從哪一種支持言論自由的理由出發,大概都很難正面肯定其同等重要性,也大概都會認為有必要審慎考量這類言論對他人尊嚴與權利的傷害,及其對憲政民主的潛在威脅。

在此,我們不妨追問一些更根本的問題: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何在?為什麼言論自由被視為是重要的、基本的自由?

歷史地看,言論自由的前身是宗教寬容:你信你的教,我信我的教,彼此相互尊重、雙方互不挑釁,藉此讓大家可以和平共存。此後,「寬容」變成了支持言論自由的重要理據之一。

十九世紀以降,言論自由亦被認為是「發現真理」的重要途徑。廣義地說,言論自由被認為有助於知識的增進,有助於形成較佳的、較合理的公共意見與判斷,有助於降低統治階層的專斷風險,亦有助於型塑出獨立自主的個人、開明理性的公民、及審議式的民主政治。

到了二十世紀,隨著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推進,言論自由被認為是民主政治的要件之一。因為沒有言論自由,某些政治意見將沒有發聲的可能,更不具影響政策的機會,而這既不符合民主政治「平等參與」之基本精神,也妨礙了民主機制的運作。

選舉民主存在著多數暴虐與集權濫權的危險,因為民主多數以及挾民意自重的民主政府,不無可能立法迫害少數,或透過各種方式逃避監督(如迫害揭發弊端的媒體與記者)。有鑑於此,言論自由權利的憲法地位漸獲保障,新聞自由權利的制衡角色亦漸獲重視。

此外,自1960年代以降,要求政府「尊重個人自主」的呼聲愈來愈高。立法限制言論自由,除了有多數暴虐之虞,還普遍被認為是一種不尊重個人自主、把人民當成小孩的不正當舉措。在此,「尊重個人自主」意味著尊重每個人作為說話者與聆聽者的自主權利。

以上各種支持言論自由作為公民基本權利的理由,或許有些較強有些較弱,且立論基礎亦各不相同,但總的來看,這些交集理由強而有力地說明了為什麼言論自由是一項重要的、基本的自由,而應當獲得高度的保障。不過,這些支持言論自由作為公民基本權利的理據,又是否強大到足以排除一切對於仇恨言論的限制?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因為,仇恨言論不僅違背寬容的精神,且其未必有助於發現真理,未必有助於憲政民主的運作,未必有助於平等參與,亦未必有助於型塑出獨立自主的個人、開明理性的公民、及審議式的民主政治。此外,「尊重個人自主」也並非毫無例外可言,因為在某些極端情況下,個人自主權利的行使方式很有可能會嚴重地危害其他人的尊嚴與重要權利。

更進一步來看,雖然支持言論自由作為基本權利的理由,並未強大到足以排除所有對於仇恨言論的限制,但這卻不表示「立法限制仇恨言論」就一定是對付這類言論的最好辦法,或一定沒有足堪憂慮的反效果或負作用。不少論者質疑:要是我們容許政府對仇恨言論進行管制,難道政府不會食髓知味,以切香腸的方式,對言論的尺度與內容進行更大幅度、更實質的限制?此路一開,要是各個社會群體都要求政府管制他們所認定的仇恨言論,那仇恨言論的認定標準會不會愈來愈寬鬆?管制範圍會不會愈來愈擴大?這種局面又是否真的有助於消弭仇恨?還是使得社會怨懟在永無止境的司法訴訟中,不減反增,不降反升?以上這些論證俗稱為「滑坡論證」,雖不足以完全排除立法限制仇恨言論的可行性,但其反映出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

質言之,仇恨言論是否該受管制,不全然是原則問題,還涉及到對於具體的、特殊的政治與社會條件的判斷。因此,管制與否、如何管制,實難有定論可言。在此問題上,「唯一合理」的因應方式似乎並不存在。各國之間的分歧在所難免,而這些分歧未必都是不合理的。

徒法不足以自行
在言論自由權的問題上,雖然筆者相當同情「接近百分之百言論自由」之主張,但另一方面卻仍有重要的保留。在那種美國東岸自由主義者所憧憬的最理想狀況下,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當能培育出妥善的自我防衛機制,以言論反制言論,而不必依賴國家的言論禁令或管制行動。在那個社會裡,各種政治意見都能夠被自由表達,而由於大多數公民都明智到了一定程度,所以不會輕易地被仇恨言論所蠱惑。那不僅是一個充分尊重個人自主的社會,同時也是一個高度開明的政治民主社會;社會正義與經濟正義近乎完全實現,資本主義的野蠻性格被去勢馴服,個人自主、多元差異與社會和諧獲得了辯證的統一。這是馬克思的自由大夢的自由主義改良版,去掉了反金錢、反市場、反代議民主之堅持,同時加入了更多的個人自主與多元差異要素;但它對「每個人與所有人的自由發展」的並重,與馬克思則是一致的。

但問題在於:那種成熟的自由社會只是理想,而不是現實,並且似乎很難成為現實。看看今天的美國社會,距離那個理想何止千萬里?而採取「接近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法律體制,又真的有助於達成那個理想嗎?這個問題有相當大的爭議空間,取決於我們對各種現實條件的判斷。但至少,就今日美國社會而言,我們幾乎可以確信它並沒有朝那個理想邁進,反倒漸行漸遠。在此情況下,一味主張「接近百分之百言論自由」顯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與現實感。

再以丹麥為例,「仇恨言論的(近乎)完全自由」是否已經、或將會帶來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同樣也是一大問號。當丹麥的右翼政客及傳媒大肆污名化、妖魔化穆斯林社群,反制言論的力道卻顯得相對有限。這看起來並不像是什麼成熟的公民社會,反倒比較像是法西斯的前奏曲。

但採取法國和德國的那種峻法,或英國政府那種老大哥的嚇阻策略,又真能解決種族、族群與宗教仇恨的威脅嗎?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同樣是否定的。無論法國和德國的法令有多嚴峻,若兩國「主流人士」繼續隨「文明衝突」起舞,則那些法令便可能成為一團廢紙。同樣,無論英國政府有多強的政治意志力,除非「種族與宗教仇恨」的驅動因素能夠被逐漸消弭,否則再怎麼雷厲風行的法律手段都力有未逮。

歸根究底,在仇恨言論的法制問題上,無論採取的是「接近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立場(丹麥、美國),還是其他的各種管制辦法(法國、德國、英國、加拿大),都不可能單獨起得了具根本性的進步轉化作用。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只要仇恨的原因無法被緩解、根除,什麼樣的法制架構都擋不住沉淪的趨勢。

這並不是說法制問題不重要,或言論自由權利的邊界問題不值得嚴肅討論,而是說:除非法制能夠與反歧視、反仇恨、求平等、爭自由的全球正義運動相合作,致力於逐步緩解、消弭仇恨的各種驅動因素(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否則單單法律再怎麼立意良善,到頭來仍可能是一場空。

(作者現職中央研究院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本文轉載自《思想2》,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