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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了同志人權 不算完整民主(紀大偉)

中國時報2010-10-28
觀念平台-缺了同志人權 不算完整民主

【紀大偉】二○一○年十月三十日星期六,是一年一度的同志大遊行盛會,預計有三萬人(同志以及支持同志的親友們)會在總統府前集結開步走。這般規模的同志大遊行雖然比不上歐美,卻可能是全東亞最盛大的。但人權運動老將陳芳明卻說,三萬人不夠,突破五萬人才好;如果有五萬人站出來,執政者迫於民意,才能以照顧原住民的方式(如,成立原住民委員會一樣)照顧同志。他說,公民社會,缺了同志人權,就沒有完整的民主。

陳芳明在政大山上的台文所聊起這番話的時候,一起茶敘的其他老將還有同志運動的某位資深義工,以及今年自導自演台共謝雪紅的資深戲劇學者汪其楣。這三個人坐下來一起聊天,似乎是個本來想像不到的組合。

陳芳明說,上周他在周刊專欄談劉曉波與中國人權,這周他寫同志遊行與台灣人權。同志義工說他從小偷看《美麗島》黨外刊物長大,在解嚴前後投身學運,後來改而長期獻身同運。而汪其楣最「跳痛」:她不是來談謝雪紅,而是來邀請陳芳明一起關心身心障礙的人權與藝術,卻又談起愛滋病人如何被社會集體歧視。她和朋友建立的關愛之家,長年受容愛滋病人(含大量兒童)。同志義工馬上接腔說他們同運也很關心愛滋同志。

大家說光我要說的話,我而我只好怯生生舉起一面小紙旗,上頭寫著「人心都有斷背山,國家都有黑名單」。

這批人的聊天話題看似亂針繡花,乍看龐雜沒有條理,但邏輯很明晰:我們要顧及人權運動的(一)歷史縱深,以及(二)人權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就歷史而論,如果當年沒有上街爭戒嚴,同志運動(和其他運動)就不可能誕生,連同志文學都不可能在一九九○年代開花;就人權的普遍性而論,劉曉波要come out(被釋放),同志也要come out(站出來),全台灣受苦的各種人(含外籍人士)也都要站起來。人權從古早到現在,四面八方蔓延伸展。記得普遍性,讓各種社會弱勢人口要結盟,如,今年外勞陪同志走遊行,下次同志就要陪外勞走;記得歷史(如,謝雪紅),不然世代傳承累積的經驗智慧就會流失。

很多人說,同志遊行就是要人群都「站出來」。但除了「站出來」,我尤其希望新面孔「站起來」:學生可以自動自發站起來(而不是依老師帶隊)─新人站起來,才能讓置身各種人權運動的老將都能夠坐下來休息。台灣的多種社運都一直靠老人在撐,接棒的速度太慢。我期待老將「坐下來」,除了要顧肝,也要跟其他老將分享心路歷程,尋求人權普遍性的最大公因數。比如說,陳芳明等等研究本土文學歷史政治的老將們,也樂意大談同志外勞和身心障礙,而他們正等著跟晚輩坐下來喝茶。(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時報週刊No.1705 20101022日出刊
子午對流/同志、人權、寬容

陳芳明
民主是一種持續提升的運動,使各種受到壓抑的價值觀念不斷獲得釋放。即使在最發達的民主社會,永遠都存在著不滿足的情緒,並且也隨時具備著再發展的條件。台灣民主運動自一九七○年代發軔以來,其精神與內容都不止不懈與時俱進。最顯著的飛躍,莫過於八○年代解嚴前後,同時見證了女性文學、原住民文學、同志文學的開花結果。

三種文學的先後出現,使長期支配思維方式的主流價值開始受到挑戰。女性文學的誕生,是為了批判男性沙文主義;原住民文學的釀造,則在於抵抗漢人沙文主義;同志文學的巍然成形,更是進一步挑戰異性戀沙文主義。這些文學議題浮上台面,其實是在探測台灣民主政治的寬容與受容。在短短二十年內,三種文學的書寫不僅蔚為風氣,還進入學術殿堂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同志議題到今天雖已釋放,卻不必然得到寬容。

同志作為性別議題之必須重視,乃在於它是跨階級、跨性別、跨族群的共同文化特徵。在政府機構裡,族群與性別都正式整編到公部門,而同志到今天還是受到爭議。這說明了為什麼自二○○三年以降,每年同志大遊行都定期在台北舉行。去年第七屆的活動,人數高達兩千人。今年十月三十日即將展開的大遊行,預計將有三萬名支持者參加。

放眼亞洲地圖,台北已經成為一個重要地標。從東北亞到東南亞,幾乎沒有一個城市像台北,能夠寬容看待同志大遊行。但是,所謂寬容,其實是從相對的意義來解釋。台北市可以容許同志遊行,但是政府的政策並沒有相應地跟進。自二○○一年民進黨政府研議「人權基本法草案」之後,就形同虛擬。必須再過五年之後,立委蕭美琴在立法院提議「同性婚姻法草案」,卻從此深鎖不啟。今年台北市政府竟然還下令,禁止在校園成立同志社團。在合法化的過程中,同志議題遭到最多的權力干涉。

馬英九總統縱然簽署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未對同志議題有任何正面的發言。中國人權運動者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馬總統正式宣布要在行政院成立「人權委員會」。在某種意義,只是屬於政治上的一種姿態,對於同志議題,也仍然沒有積極作為。

每一個民主社會,都有一種主流價值存在,而這樣的主流價值也往往依附在特定的選票之上。如果同志議題背後沒有龐大的選民支持,就不可能拿到主流價值的入場券。同志遊行為什麼必須每年舉行?因為在台灣的民主價值裡,還沒有得到正式接納。從同志遊行的數字來看,這個議題正在蓄積「美麗的力量」,只要跨過五萬人、十萬人,所有當權者都必須側耳傾聽。到現在,台灣的寬容還不夠寬容。〈更多精采內容,詳見1705期時報周刊〉

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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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傳真>同志人權對於民主的重要性

◎王丹
1030,台北舉行第八屆同志大遊行。霏霏細雨下,三萬名同志和同志之友的熱情令我感動。看到自己清華人社學院學士班的學生們舉出橫幅,青春的臉上洋溢著歡樂,做為老師,我由衷地為他們高興。比起八年前遮遮掩掩的五百人,這樣的場景,其實也見證了台灣民主的步履。

最近幾年在美國,在西方民主國家,同志人權保障已經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焦點,儘管還是有相當大的爭議,但是總的趨勢來看,同志的權益已經得到愈來愈多的肯定與認同。西方國家面臨的社會問題千頭萬緒,為什麼會傾注如此的精力在同志問題上?我想這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簡而言之,同志人權,關乎的絕對不僅僅是同志這個族群的利益,它關乎的,其實是整個民主制度的發展。可以說,一個不能保障同志人權的社會,不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道理至少有兩個:

第一,民主並不僅僅是言論自由、政黨輪替,它首先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觀念。也就是說,生活方式的選擇,觀念的改變,其實才是民主最主要的內容。回頭看人類文明的歷史,無不是從觀念改變開始的,然後才有制度的調整。而在觀念改變的部分,寬容、尊重少數的權利,這些基本的理念就是民主制度的基礎。假如這樣的觀念無法落實,那樣的民主其實是非常不成熟,也是有可能倒退的。同志族群做為社會上的少數群體,是不是能夠被主流所接受和尊重,考驗的正是一個社會的民主是否已經根深蒂固。那些在政治上處於弱勢,因此口口聲聲追求民主的人,要是連同志——在生活上處於弱勢——的人權都拒絕捍衛,其實是非常虛偽而且自私的,也就是說,他們爭取的,其實只是關乎自己的民主權利,而不是整個社會的民主化,更不是他人的民主權利。

第二,民主的發展,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破除一些觀念上似是而非的觀點。比如認為搞民主就會天下大亂,比如文化教育程度差的人就不會行使民主權利等等。這樣似是而非的觀點,是民主最大的敵人。而圍繞同志人權這個議題,就存在最多這種似是而非的論點。比如有人說,同性戀現象有礙文明。但是同性戀現象最盛行的是古希臘,最被壓抑的時代是中世紀,請問古希臘和中世紀,哪個時代更文明?還有人說,因為無法生育,所以同志族群的存在會影響人類社會的繁衍,可是同志運動的興起是最近六十年的事情,這六十年中,哪個國家的人口因此而減少過?我們現在都六十億人了。支持同志運動,就是因為要反對這樣似是而非的觀念,不能讓這樣的觀念成為決定政策的基礎。

正是因為如此,在西方國家的公共領域,已經有愈來愈多的非同志群體、組織和個人站出來力挺同志。因為大家都已經認識到,同志人權是否能夠被保障,關係到的是整個社會的民主制度,因而也關係到每一個人,包括異性戀自己的人權。台灣的民主要鞏固,同志人權這個議題絕對是不容迴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