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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誰包起來?◎劉奕德(2007-01-11)

「─男體寫真無罪,言論自由平反─晶晶案聲請非常上訴救濟」記者會發言稿

把誰包起來?

◎劉奕德 美國康乃爾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

【前言】從文化分析的角度來談,爲什麼晶晶販賣合法的男體寫真在包上膠膜之後,依然會被定罪,前面兩審做出這樣錯誤的判決,就反映出膠膜其實是沒有扮演到保護少數族群的功能,反而扮演很弔詭的角色——包封套反而被法院拿來當成定罪的證據,說你明明知道這是猥褻的物品,所以你才會包上膠膜,但包交膜這個動作,在釋字617號解釋中,是代表不構成猥褻物品的。這讓我們看到「膠膜」對這個社會最深層的問題是,對晶晶事件,社會在討論的不是色情,而是社會中深層的恐同性戀。

之前我們可能會以為,只要包膠膜或上警告標語這些安全措施,少數族群文化和性資訊是可以得到自由的流傳,好像說,少數族群有自己的空間哪!台灣的社會好像就是在這種「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議題上,成為一個多元民主的社會,但是,晶晶案讓我們上了一課,少數人的「異質」——他們跟別人不同的地方——,並沒有因為被交膜包起來就得到了尊重,而多數人也從來沒有把少數人的事情當成跟他們沒關、是少數人的隱私來處理。

在「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命題下,很多人可能都以爲台灣已經發展成一個自由開放,多元文化的民主社會。但是晶晶一案發展到今天,其實是對臺灣的大衆上了寶貴的一課。「少數」人的異質性並沒有因爲被膠膜「包起來」就得到「尊重」,而「多數人」也從來沒有把同志的情慾當成事不關己的「少數人文化」來看待。相反的,國家公權力一向把性少數族群的存在看為一個直接威脅到主流文化的「問題」,如果不好好地處理跟控制臺灣就會「亡國」。然後再進一步把異性戀塑造一個弱勢的、需要保護、快要絕跡的「善良風俗」。也就是說,雖然今天有「多數」與「少數」的論述存在,我們看到的不是兩個「族群」的對立或是對話,而是在同一個社會機制裡,不平等的權利和資源分配。多數人可以戴上少數族群被壓迫的帽子,而少數人的議題也可以在多數人的生活中出現。如果同志的存在被主流意識看成一個跟整個社會的運轉密不可分,甚至跟國家的未來息息相關的問題,我們也需要看到這個社會不可分割的整體性,發展出比「互相尊重」、「族群對立」和「個人自由」更進步的論述。

這一次大法官的第617號釋憲文讓我們看到之前高等法院與基隆地方法院的判決其實是違背法令的,而且也更加提醒我們個人權益論述的限制和危機。包了膠膜的書刊,本來是成年的讀者可以購買的合法商品。可是在社會極度恐同的情結下,所謂「少數族群的權益」根本是一個沒有法律依據、不受到實質保護的價值觀。一旦少數權益和主流道德觀相衝突,虛僞的多元假象便馬上被戳破,變成主流道德觀的獨裁。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前原審二判決的自相矛盾上面看得很清楚。原法院一下強調,對於晶晶書庫所進口的刊物,強制「安全隔絕措施」是保護社會大衆,隔離特殊族群和「一般人」的必需措施,但是真正一旦業者依法包了膠膜、貼了警告文字,又會被當作是被告人「明知商品是猥褻物品」的定罪證據。釋字第617號解釋又申明這些「安全隔絕措施」是在尊重和保障少數族群的性文化和資訊。可是事實上,這些「安全距離」完全沒有保障到所謂的少數族群,反而變成主流社會進一步醜化、異化同性戀,還有司法機關用來打壓、迫害合法業者的工具。

被妖魔化的同志文化已經見不得人似的,退縮到「膠膜之後」、「成人特區」,被當成可怕的社會病毒,要被封閉「隔離」起來,好好地歧視、分類一下,免得無辜的社會大衆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觸碰到,影響到他們的身心發展。而法律也的確賦予民衆這個權益:就算刊物包著膠膜,只要有看不順眼的民衆報案,警察一樣可以理直氣壯地進來騷擾同志書店。

在原審的過程中,法官一直採用雙重標準來審核同志的性資訊。晶晶的書刊會被定成猥褻物品,完全不是因爲尺度的關係,而是性別的差異。這個案子的主題從來就不是色情,而是恐同。同志的文化被建造成「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少數行爲,可是這個社會又很矛盾的認爲少數文化不是放到特定場合,包上膠膜就跟主流社會沒有關係了。從一連串警察突擊轟趴,網絡釣魚等事件,我們已經可以明顯看到其實是國家權力不斷要進入同志的空間。臺灣社會不斷地在用煽情、誇張的道德論述,製造社會恐慌。保守社群再用這些論述追殺、撲滅不同於主流價值觀的異己。同志的生存空間不斷地在減縮中。然而在女星爆奶、橘皮組織和私處長得如何如何等話題已成家常便飯的臺灣,大衆所擔心的其實不是性知識的爆炸,而是如果同性戀被正當化,優勢族群可能會失去的特權。這些事件告訴我們,社會要進步,不是把少數族群「少數化」,把同性戀當作少數人的偏好和隱私「包起來」處理,而是要增進不同資訊的流通,從社會的整體結構和歷史背景去理解不同的需求和文化論述。晶晶案聲請非常上訴救濟,就是我們朝這目標前進的一個重要步驟。